尽管在奔波，但还是不小心瞥了几眼现在正火的《蜗居》。很震撼。第一感觉就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怎么能让老百姓生活在如此痛苦之中。在温宝宝好几十个亿贷款的资助下，基础工程没有做好，反而城市的地皮被炒的不能再热。不要怪开发商，低价上升后房价肯定低不了。被房子绑架的老百姓要么住不起房，要么一辈子被房贷栓死，就连价值观甚至爱情观都已经从人的质量向房子数量转移了。政府要城市建设需要钱，但是来钱之道只是卖地这么没技术含量的手段吗？政府赚钱不能以老百姓的生活幸福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性为代价。

过去共产党知道土地是农民的根，国民党处理不好农民的土地而不受拥戴，而共产党搞了土地革命得了天下。如今他们难道不知道房子是城市百姓的根吗？你们知道剥夺老百姓住房的幸福是什么结果吗？

从来历史都是重复的。

时事评论 城市规划

一直以来，水坝的支持者认为水坝可以大规模地通过水力发电和增加灌溉用水源改善与水相关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然而近年来，水坝的副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围绕修建三峡水坝及其他类似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项目展开的公开讨论，关于水坝项目最终对环境和周围的人类是有益还是毁坏性质的讨论开始大量出现。在衡量水坝项目的影响时，专家往往着重讨论其对于河流上下游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由于水坝截河而建，上下游的区分方便人们组织关于水坝对于环境和局部地区影响的讨论，但事实上所有的影响都是密不可分的。

水坝以上的影响：
水库的形成——碳排放
在河流上建坝会在河流上游形成水库。水库的水会向周边扩散，淹没原有的栖息地。迄今，超过40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由于水坝的建造而被淹没。新产生的水库的表面积大于原先河流的，使得水分更多地被蒸发。这可能使河水每年减少2.1米的深度。根据近期的研究，水库亦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水库最初的注水淹没原有的植被，使得富含碳的植物和树木死亡和分解。腐烂的组织向大气大量排放碳。腐烂的植物沉入不含氧的水库底部，由于缺乏流水来增加水的含氧量，最终分解成甲烷。

河流生态系统的分割
水坝还会成为动物在上下游栖息地之间迁徙的障碍，比如美国和欧洲的鲑鱼。水坝阻碍了它们去上游产卵，从而威胁到它们的繁殖，减少鱼群的数量。因此，人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给鱼留下通道。新建的水坝常常有人工的“鱼道”或“鱼梯”。也有地方采用驳船来运送鱼群去上游产卵。鱼群向下游迁徙也会受到水坝的阻拦，造成向下迁徙鱼群数量的减少，除非它们能安全经溢洪道游出。水库的泛滥也会改变河流周边的湿地，森林和其他栖息地。河岸和下游地区的生态系统亦受到破坏。在没有水坝的的河流，其自然的泛滥支持着河岸周围特别丰富的生物种类。水坝的建立减少了泛滥的发生，对依赖季节性水流的下游洪水平原产生负面影响。水库－河流形成的相对不变的生态系统支持的野生动物种类大为减少。水坝拦截了滋养下游生态系统的泥沙沉积。有些地方性的物种无法在环境变化下存活，而新物种会在这里安家。然而，由于水坝改变了周围生态系统习以为常的环境，水坝的建造几乎总是会减少物种多样性。

水坝后的沉积——淤泥沉积减少水库容量
Rivers carry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sediment down their riverbeds, allow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riverbanks, river delta|deltas, alluvial fans, braided rivers, oxbow lakes, levees and coast|coastal sh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am blocks the flow of sediment downstream, leading to downstream erosion of these Sedimentary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and increased sediment build-up in the reservoir. While the rate of sedimentation varies for each dam and each river, eventually all reservoirs develop a reduced water-storage capacity due to the exchange of storage space for sediment.Silenced Rivers: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 by Patrick McCully, Zed Books, London, 1996. Diminished storage capacity results in decreased ability to produce hydroelectric power, reduced availability of water for irrigation, and if left unaddressed, may ultimately result in the expiration of the dam and river.Reservoir Sedimentation Handbook; Morris, Gregory & Fan, Jiahua; McGraw-Hill Publishers; 1998.

水坝以下的影响：
河岸线的侵蚀——减少下游滩涂
As all dams result in reduced sediment load downstream, a dammed river is said to be “hungry” for sediment. Because the rate of deposition of sediment is greatly reduced since there is less to deposit but the rate of erosion remains nearly constant, the water flow eats away at the river shores and riverbed, threatening shoreline ecosystems, deepening the riverbed, and narrowing the river over time. This leads to a compromised water table, reduced water levels, homogenization of the river flow and thus reduced ecosystem variability, reduced support for wildlife, and reduced amount of sediment reaching coastal plains and deltas. Sedimentation Guide.This prompts coastal erosion, as beaches are unable to replenish what waves erode without the sediment deposition of supporting river systems. Channel erosion of rivers has its own set of consequences. The eroded channel could create a lower water table level in the affected area, impacting bottomland crops such as alfalfa or maize|corn, and resulting in a smaller supply.Sedimentation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Committe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Headquarters; 1975.

水温
与没有水坝的情况相比，水库中的水在冬天更热而夏天更凉。当水库水流入河流，河水的温度也随之改变。这对水库和河流中的动植物均会产生影响，使它们的原生环境变得陌生。在Towy河，鲑鱼和褐鳟捕获量的大量减少被证明与1960年代建成的Llyn Brianne水坝造成的水温降低有关。近期Snake河及Klamath地区的鱼群变化也推动了新的旨在减少温度变化造成的压力的研究和保护项目。

水坝以外的影响：
对于人类的影响——热带水库滋生病菌（疟疾，血吸虫病）
While dams are helpful to humans, they can also be harmful as well. One con of dams is the fact that the artificial lakes created by dams become breeding grounds for disease. This holds true especially in tropical areas where mosquitoes (Malaria) and snails (Schistosomiasi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low flowing water.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ams. Another disadvantage of dams to humans is that if built close enough to their homes, relocation is imminent. This is the case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that is being built in China. The Three Gorges dam will take over a large amount of land forcing over a million people to relocate. "Dam related relocation affects society in three ways: an economic disaster, human trauma, and social catastrophe", states Dr. Michael Cernea of the World Bank and Dr. Thayer Scudder, Professor of California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对于地球的影响
水坝会造成气候变化。这是由于水坝造成甲烷，一种温室气体的产生。水库的水是分层的，底部缺氧，造成生物的厌氧分解，释放出甲烷。 Climate Change and Dams: An Analysis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UNFCCC Legal Regime and Dams. As a result of the climate alterations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possible effects:
    * 水坝如果建造得当是优美的景观，但是它们会破坏环境
    * 海平面升高(可能淹没海拔较低地区)
    * 气候带向两极移动
    * 生态系统可能面临新的气候压力
    * 降雨和水分蒸发可能会改变，从而影响到水源
水坝还会影响地球的自转。世界上所有水坝的水库总蓄水超过2.4立方英里，总重约100亿吨。

城市规划 杂家杂谈

时事评论

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安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

从物质空间规划的角度上来讲，曼哈顿之所以成为曼哈顿，不是因为他的天际线，而是因为他独特的路网结构。他的短小街区和密密麻麻的路网为之后美国城市的空间规划打下了基础。路网的意义在于两点：历史和交通。

首先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站在曼哈顿的街道上体验的还是几百年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街道是承载城市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舞台，留住了街道，也就留住了文化。城市的的特色和文化就这样靠着街道传承下来。这一点上，费城老城的路网也起到了一样的效果。这就是费城为什么要保留老城的街道尺度的原因。如果小街道换成了大马路，没有了承载Batsy Ross的小屋和富兰克林的墓地的老街区，一切都将是一种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人一说历史一说文化就要谈到胡同而不是故宫，上海人要说里弄而不是外滩，一样的道理。

另一方面是对交通的疏通。如今我们的很多城市在面临交通拥堵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路不够宽，不够多。我们修路要满足“交通需求”。但是我们的交通需求是怎么来的？人们开车上路不是图一乐，而是因为人们出行的所有需求都要通过长时间驾车满足。这样来看，我们城市中的交通需求越来越大的直接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土地利用的不合理。所以通过预测人口来预测交通交通需求是不科学的，更合理的土地使用时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抛开土地不说，单说交通本身，宽马路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交通拥堵好比洪水。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想到了治理洪水的好办法并不是拓宽河道，而是开挖直流使成为流域的网络体系。这就好比城市交通中的宽马路和细路网。宽马路看似可以通过提高道路承载力满足更多的“交通需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之前做过的一个《加宽马路是否可以缓解交通拥堵》的分析，很明确地解释了这个“交通需求”的问题。画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供求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政府在修建更宽的道路之后提高了道路承载力的同时减小了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成本（时间+金钱），因此会马上有更多人涌入这条新马路。这些人可能来自其他更拥堵的道路，原来不得不选择其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或者更多时候来自于由于交通带来新的城市开发带来的新人口。最好的例子就是洛杉矶和波特兰的比较（请看我09年1月的博文）。相反，较窄的网格街道可以为城市交通提供多种选择，而不是堵在一条马路上无处可逃。就像大禹治水一样，车流可以通过密密麻麻的路网得到缓解。

城市规划

今天朋友发给我一个国内的所谓“城市规划口诀”，甚是惊奇，转来如下：

地形地貌先细查 再看风象与水流 商业中心人气足 交通便捷好服务
良好地段给居住 上班不必跑长途 工业用地重运输 污染大户须防护
易燃易爆要隔离 转运便利建仓储 公共绿地宜均布 滨水地带多种树
旧区新区要兼顾 文化遗产多保护 干道骨架要清楚 两侧用地须相符
道路间距宜适度 一般内密而外疏 港口须有疏港路 生活岸线要留足
机场进城走快速 端侧净空须关注 高速公路不穿城 过境公路擦边溜
客运站场宜深入 编组站场城外布 夏季凉风能导入 冬季寒风能阻住
道路依山傍水走 相交尽量九十度 净污分置上下游 雨水尽量顺势流
四通八达有出路 抗灾避难易救护 自然人文须借助 城市特色要突出

 

这是中国人写的吗？我怎么没看到中国哪个城市是这么搞的啊。。。

“地形地貌先细查 再看风象与水流” - 某大型规划院基本上不会花这个时间
“良好地段给居住 上班不必跑长途” - 中国城市基本上没有吧土地利用和交通考虑到一起过
“旧区新区要兼顾 文化遗产多保护” - 屁话。。。
“道路间距宜适度 一般内密而外疏” - 我看到全国城市的各级道路都在模仿长安街
“道路依山傍水走” - 中国的规划“工程师”从来都相信人定胜天 从来都是开山填湖
“自然人文须借助 城市特色要突出” - 最可笑了，中国城市哪儿有特色啊。。。

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中国的城市建设者都明白这些还要违背城市的发展规律做规划，要这些口诀做什么？要APA给他们做培训做什么？最需要培训的是职业道德啊。听够了太多中国同行对中国规划现状和体系的抱怨，说“中国的体制就这样，没办法，我也要生存”。。。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哪一个行业是完美的呢？难道说别的女演员跟导演睡觉就说明所有的女演员和导演们都应该放下职业道德做一样的事？最后从床上爬起来敷衍一句“这是中国的国情”就完了？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这东西让我想起了三字经和弟子规，很简单，但讲的都是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但是小朋友读得时候并不真的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等长大了我们的社会环境告诉我们按照三字经和弟子规的教条会“吃亏”的，所以人们长大后就全忘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规划也一样。学生时代可能并没有切身体会为什么要按照口诀来做。等出了校门，到处都是利益和权力的斗争，学生们也就没了坚持这些“口诀”的意义。

其实这里边很多东西都是我们APA现在给中国市长培训的重点，但是我想我们该培训的不是概念而是整个行业的职业道德。。

不仅仅是规划师，中国的太多行业都太缺乏职业道德的培训了。“道”是行业的行为标准和规律，而“德”是我们的良心。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常说，中国这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最缺乏的就是行为和道德准则。搞得现在我们这一个“礼仪之邦”要从“你好”，“谢谢”开始教育起。可是自古中国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都融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道德标准都深藏在我们的四书，五经，《弟子规》，甚至《三字经》当中。当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时，我们同时放弃的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道”与“德”。

 

城市规划 时事评论

美国东部时间2009年9月30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了。举国欢庆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人如潮。继去年奥运会之后又一次对着电视屏幕中的北京泪流满面。为什么呢？想家？自豪？都有，也都不确切。虽然时常回家，但毕竟离家太久，想回家稳定下来的心始终都有。自豪也是肯定的，孤独地在异乡看到自己国家富强起来会莫名地有一种买了保险的感觉。但是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胡主席在红旗车上一边阅兵一边大喊“同志们辛苦啦”的时候，这让我瞬间想起了小平同志1984年的阅兵（尽管只是在影像资料中见过）。25年，我来到人间的25年，中国近代变化最快的25年。回想着我的小半生中的喜怒哀乐，想着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伴随着胡主席的“同志们辛苦了”，我已经泪流满面。的确，中国人民在这60年中都辛苦了。

擦干眼泪，在单位熬到12点看阅兵，庆典中两点对我印象很深。第一，军事力量比50年大庆又有了提高，第二，整齐划一的军民方阵说明我们的纪律性还是很强。但是这两点让我想到另一些事：

首先需要承认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方面比世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急需用兵器撑起自信的国家。有了坦克飞机大炮核武我们相信没有人敢轻易欺负我们了，可是98年我们的使馆还是被炸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谍报工作的低水准。08和09年的两次骚乱的后果，以及交恶朝鲜印度越南等邻国也都表示了中国外交能力的失败。这些软性的国家建设都是我们极具缺乏的。所以，仅有飞机大炮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真正自信的表现是潇洒的。一个高水平的武者一定不是身披重甲的。我相信等我们的国庆节不用再阅兵的时候，也就是离战争灾难真正遥远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一致同意白岩松原来提到的一个观点：改革开放给中国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第一次重视了“个人”这个概念而不仅仅是“群众”。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和可爱的缺点。我们现在看看朝鲜的集会都会发笑是因为他们的人民还是像我们几十年前一样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表情，更可笑的是脑子里的想法都没个差别。可是我在这次庆典中看到的还是人民整齐划一纪律性极强的方队。奥运会上，我们用这种战术滑稽了世界一把。虽然我们经常说人民军队，可是，人民≠军队。让上万个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孩子）练三个月整齐划一的起立下蹲举花有很大意义么？记得10年前的国庆节我的同学们就为了准备举花摆阵这种节目付出了一整个夏天的汗水和宝贵的童年假期，目的只是为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几位领导看着过瘾和央视摄影机的效果。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大节日，不是为了让少数人高高在上过皇帝瘾，更不是为了拍几个气势恢弘的镜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人民轻轻松松地享受呢？

相比美国的独立日，我们的国庆是不是显得有一些僵硬呢？当然，各有各的可爱之处...

 

（相当于美国的天安门广场的华盛顿国家草坪）

 

 

 

时事评论

最近一直在忙《碳交易与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以致上星期没睡几宿好觉，两眼由于看电脑时间过长始终模模糊糊的。周五的报告结束，尽管离整个研究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这个周末，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下睡眠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拿起了前阵看的一本书，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老白是我最喜欢的大陆电视人。不是之一，就是最喜欢的一个。原因就一个，他是一个有脑子又肯于也勇于动脑子的电视人。在这本书中的一章“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中，我看到了一个有脑子有责任心的中国媒体人。文中一开篇就先提到了苏北的低级水质。这也是我在盐城做战略规划时有所耳闻的，那里的那种液体是否还能叫水我都怀疑。淮河沿岸的小造纸厂，小皮革厂，尽管进项不多，但这确可以使他们立即摆脱可怕的穷困，尽管这样做会搭上家乡的明天。当我们的“政（和谐）府”顾不上改善中国穷人的生活的时候，还能责怪他们污染环境吗？他们不想上无污染又有效益的项目吗？他们不想自己的子孙有个好环境吗？老白说“支招总是容易的，但就像风中的诺言，容易被吹散”，在没人教他们更好的办法之前，摆脱贫穷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污染企业的屡禁不止。

当然，这不是老白文章中的精彩之处。更让我动心的是该章的后半段——人心的污染也许比环境的污染更可怕。他将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礼仪覆灭基本归咎于十年浩劫之中，尤其是他提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人的每一个个体都没有真正地被视作“人”。由于某些原因，他没有细说，我的理解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人更多地被视作一个个没有特征的“群众”，而在如今淡化了“集体感”以后，个体的责任感也没有了。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可以解决。第一，城市或区域层面的产业改革与规划，当然需要国家政策的多家支持。这是真正城市规划师可以帮忙的，中国传统的只会画画的规划师还不行。另一方面，使国家和地区都参与到碳交易的市场中来，使环境保护可以被量化为经济效益，使环保不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这是我将要做的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人心的污染，我想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毕竟像这种社会问题在我们的祖国还很多，像贫富差距等。祖国60岁了，一个对于国家来讲还是很年轻的年纪，很多问题让这个大国慢慢解决吧。因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只要方向是对的，每走一步都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杂家杂谈 城市规划

难能之理宜停，难处之人宜厚，难处之事宜缓，难成之功宜智

杂家杂谈

第二次带市长培训团，有些累，也很有收获。漫长又有趣的21天结束。以下短片算是个简单记录吧。

http://v.blog.sohu.com/u/vw/3075112

城市规划

“ 时[和谐]殷弘，中国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大陆著名国际关系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政治和 战略、美国和中国的对外政[和谐]策的等方面研究。学术兼职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1996-2002）、中国欧洲学会理事（1999-）、中国中美关系史专 业研究委员会理事（1992-）。中国当代一流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

这是综合各个网络百科给这个人的评价。评 价准确不准确我还无从判断，毕竟走进教室才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在课后的搜索中我发现这个人名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是所谓爱国网友的集中地，而这个人也 被爱国网友亲切地评为14大当代汉奸之榜眼。据说是因为这位人大教授的主要的经典代表思想与爱国青年的观念差距很大。其主要观点包括（根据爱国网友摘 录）： (1)惩罚朝鲜取悦美日，(2)中国应该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3)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4)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 器，(5)争取美接受中国统一。当然我不会因为他被爱国青年说成是汉奸对他心存芥蒂，也不会因为他所谓特立独行的观点而盲目追求。

作为第一次听课的记录，我只想留下一些他上课提到的观点，相信日后随着课程深入我会对这个人和他的政治立场有更客观的理解。时殷宏的中国外交政策课的第一节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国内政策概述。

——对奥运会：
“体育就是体育，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加强外国对中国政府继续沿自己道路走下去的担心，西方国家不喜欢这样。所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加深了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矛盾。”

——我的评价：
非 常同意时老师的观点，在全国同庆中国强大的同时，在我们明显感觉美国在奖牌榜上的酸葡萄心理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得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绝不完全是赞美 一个大国的崛起，而是对一个大敌的提防。冷战之后，世界人民害怕两级争霸再度出现，毕竟称霸是每个强大国家不由自主的梦想。所以，此时的中国一定需要作出 一个和平大国的姿态消除全世界对中国的恐惧。换句话说，时老师被爱国网友批评的所谓以和平为前提的亲美思想是绝对有意义的，比如说在朝鲜和台[和谐]湾问题上获得 美国更多的支持绝对是让中国在亚洲舞台安全发展的最大利好。

——对六[和谐]四：
“ 六[和谐]四事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不是游行不是示威也不是民主，而是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风格(political culture)”，即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经济发展为纲，这也确保了中国现在的成功。邓小平在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证明了切实提高老百姓的生 活质量将会让一切社会矛盾灰飞烟灭。尽管邓小平在89年六[和谐]四中的强硬决断和他一贯略显残疾的改革政策仍然在世界范围内饱受质疑，但是在中国人民心中，邓小 平是提高国力的第一功臣。而对89年开始掌权的江泽民和同年进入核心领导层的胡锦涛来说，这次事件也让他们学会了：只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全世界人民都会给中国很大的面子。至于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决不能像六[和谐]四一样扩大到全国范围。于是，法[和谐][和谐]轮功事件，使馆事件，西[和谐]藏事件，台海 危机都一一平安度过。一切大事都打不过经济发展。”

——我的评价：
老 实说我真的没有从这个方面想过六[和谐]四事件。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确是最好的解决国内国外矛盾的方法。尽管像我前文提到的一些 社会问题会涌现，但是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让国内对政府的质疑声音明显减小，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强大的实力也让更多西方国家的确尝到了甜头而看 在钱的面子上不好对中国随意指手画脚。如此说来，我的确相信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极为明智的。

——对领导核心的性格：
“邓小平——拥有大策略，善于倾听他人意见，不拘与细节，有魄力坚持决定。
江泽民——真正的政治家，却有些自我矛盾，时而理智时而冲动，惯于先行动再思考。
胡+温——细心，对技术和细节抓得紧，善于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决断力稍差，非常官僚主义。
”
——我不好评价。。。

时事评论

起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始了。人们都在想：都一百多年了，中国人终于可以琢磨怎么赚钱了。
1997年2月，这位老人去世，留下一个经济腾飞的国家，留下亿万颗的留恋的心。此后一个月，天天陪我吃早饭的“空中笑林”节目都不说相声了。妈妈说没有邓爷爷就不会有这个节目。我想：早在邓爷爷被下放的年月，侯宝林不也在电台里说的挺热闹？
2008年8月，就是几天后，在中国北京，我的家乡，将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中国在经历了2008年春节雪[和谐]灾，藏[和谐]独暴[和谐]动，汶川地[和谐]震之后，终于成为了全世界的羡慕嫉妒恨的焦点。全世界人民都在想：中国很厉害。

中 国很厉害，GDP增长连续N年保持10%以上增长，由于经济的强势，中国在地区地缘政治的斗争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全世界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赚 钱，连地球老大美国也对中国投鼠忌器，眼前又挣来了主办奥运大发横财的机会，中国看来真的很厉害。而这一切，要感谢邓爷爷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他 用一双慧眼提前看到了这三十年的社会是要靠钞票说话的。他很成功，中国人有钱了，不，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人有钱了，也仅仅是，有钱了。

如今 有钱人好说一句话：穷得就剩下钱了。就剩下钱了怎么还穷呢？没错，除钱之外我们的生活需要更多内容，比如教育，娱乐，爱情，亲情，友情，健康，等等这些缺 了什么都无法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范围放大一些，对于城市来说，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城市的基础设施，人口综合素质，社会稳定，小朋友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产业的均衡，教育质量，建设的合理性，很多这些不仅仅是GDP可以解决的。从小我们就被要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而对于国家这个大命 题，邓爷爷却有些拔苗助长地推动经济发展，显然有些忽视了均衡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I - 贫富差距

虽 说邓爷爷设想的是让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然而在贫富差距刚刚产生之时，资本主义的概念就注入了每一个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心灵。对他们来 说重要的只是不断积累财富成为更大的资本家，全然忘记了邓爷爷共同富裕的天真理想。忽视均衡发展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恩格斯19实际就对资 本主义的伦敦的贫富差距过大进行过批判，富人住在近郊金色大道边的大豪宅，工人则在脏乱差的市中心苟活，还要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而这种由经济地位产 生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市民间的仇恨，犯罪，隔离，都将把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带入无底深渊。试想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10亿穷人仇恨3亿富人且天 天恨不得将他人财富据为己有何等壮观，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以劫富济贫为荣的传统，想让社会稳定难比登天。如今藏[和谐]独、东[和谐]突的反政府情绪很大程度上也是眼红东 部沿海地区高速的经济发展而造成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中一大目的就是要消除如此之深的贫富差距，创造社会之大同。毛主席带领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花大力气 解决走资派目的之一也是要让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的穷人们告别苦大仇深的日子。

共产党宣言出版160年了，恩格斯离开113年了，毛主席也 离开32年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地球人都看着报纸上中国的GDP认为中国是个大威胁，满世界旅游的官员富豪们的阔绰 让各国人民惊叹，北京上海的金碧辉煌和纸醉金迷让所有来客认为这就是中国，而就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有大把大把的人被地产商折腾的买不起房，无数为国家干了一 辈子的退休职工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北京上海之外那些被叫了几十年的老少边穷的地区如今还是一个穷……早知道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费 那个事儿搞革[和谐]命图什么呢？那样的话，放下贫富差距不说，兴许我们现在的GDP早超英赶美了。唉，GDP是写报告用的，不属于我们人民。

II - 人口素质

30 年来，很多人已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些话理解成了“以赚钱为纲”“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种概念的影响下，投机倒把已 经让太多人忘掉了道德的底线，忽视了教育的重要。似乎只要赚到钱一切有悖于规律不合常理的行为都可以拿邓爷爷的那些大俗话作为靠山。我相信邓爷爷的大俗话 中绝没有那一句含有赚钱第一这样的意思，但是邓爷爷也应该意识到，在那个年代背惯了《语录》的国人就是擅长“总结并灵活运用”领导人的发言。

虽 然我没有赶上那个红色的时代，但是耳濡目染的，我了解到那是一个纯粹的年代，实诚的年代，有荣辱道德心的年代，有真挚感情的年代。尽管大家生活中没有奔驰 洋房，也没有彩电KTV，可是那时候人们会努力工作，用心学习，会八方支援有困难的邻居，会热心帮助落后的同志，会出现雷锋，赖宁，罗盛教。如今呢，我们 有了好车好房，夜总会迪厅，还可以出国留学，但是我们的人口素质却被铜臭和虚假压得不断下降。多少没文化的暴发户开着宾利炫耀，多少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多 少人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我们的身边又出现了多少陈[和谐]希[和谐]同，赖[和谐]昌[和谐]星，和打老师的海跑小孩儿……我不想一一列举。当我们开了忽视人口素质的头之后，不知道要 多久才能恢复。

III - 规划建设

最后，说到专业上来吧。
“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领导一句话，全他妈屁话”。这句话是流传在国内规划行业的一句自嘲。没错，这个本该是领导一个城市前进方向的重要部门却在中国被无限的弱化了。工作职能仅仅是 在没有专业知识的市长胡乱定下城市计划之后画画图纸而已。除此之外，规划界最大的难题就是在“经济发展”这支尚方宝剑之下，一切城市发展规律都被抛弃。为 了提高城市GDP，对，又是GDP，城市的规划部门在市领导的控制之下不断地做着妥协。市民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城市的生命岌岌可危。

拿 北京为例，将近4000年的城市历史，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多如牛毛的小胡同和古建筑承托起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和文化。可是自打改革开放开始， 北京的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以光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百货商店，商业街。为了保护古城立体空间而制定的限高从来就抵不住开发商的几个臭钱，北京的天际线 已彻底被破坏。而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也仅仅限于建筑个体而忽视周围景观的配合。残存的古建筑在毫无特色的塔楼中不见天日地苟延残喘。当然，古建周围的土地寸 土寸金，要好好利用，为了经济发展，为了GDP！更恶心的是，紧挨着古色古香的离紫禁城和威严的大会堂，竟然出现一个肉肉的鸡蛋型的国家大剧院，和周围建 筑风格完全格格不入，简直是北京城脸上的一大伤疤。作为国家脸面的首都尚且如此，让我们敢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抱有幻想？[鸟腿大厦的熊熊大火似乎是对这种反常建设的一个警钟]

结

中国的改[和谐]革开放搞了30年，成绩有目共睹，而伤疤仍然隐隐作痛。领导者在规划中随时可以改主意，可是城市没办法跟着变来变去，更不要说是一个国家的规划。所以，有突破有胆识固然重要，但是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平衡发展才是正道。

时事评论 城市规划

《西[和谐]藏七年》，一部在所有中文搜索引擎上都被标注“反动”、“分裂”、的电影，在上映多年12后我终于有机会一看究竟，尽管只有后半部。我深深被它的音乐与剧情的搭配迷住，也为达赖和海因里希两人建立的友情而感动。 抛开政治因素不说，这真的是一部好电影。然而，使这部电影更出色的正是西藏这个地方的神圣和神秘感，加上与中国敏感的关系。如果换成非洲某部落和独裁政权的矛盾，电影一定是去绝大部分的色彩。所以，又为什么有抛开政治因素的必要呢？谈到史实，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从古道今有多少事说得上是真实，又有多少是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伟大杜撰？回到中国和西藏的问题，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家中国的面子上不敢扯西藏问题，但是，远的不说，单单一个颁发给达赖喇嘛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足以说明问题：难道世界上的人全错了，只有中国说的才叫事实？ 别提了，别提什么历史，别提西藏打13实际就是中国的领土，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关系，也别提什么外国媒体歪曲事实，什么是事实咱们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电影院里没有国籍，电影艺术里也没有人权问题，电影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主题——“友情”。“友情”和中国的“和谐社会”没有矛盾，和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更没有矛盾，让我们享受电影，享受生活好吗？即使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人们的无知做文章，有脑子的人会明白他们走进的是电影院，不是学校。

时事评论

民族个性-温和-保守-自大-闭关-1840-屈辱-民族个性的变化-反抗-恢复-企图心-变态心理-反自然活动

时事评论

如何量化历史保护？

城市规划

早期来源 意大利 希腊 玛雅

说起墙体绘画，人们会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我们从小在美术课上历史课上看到了那种传统壁画，在一种就是70和80年代从美国地铁墙上流行起来的涂鸦（Graffiti）。没错，两者都是墙体绘画的重要成员，只是壁画因为它的历史而更厚重，而在其基础上发展而生的涂鸦则因为个性而更张扬。 最早的墙体绘画发现于古罗马的庞贝（Pompeii）地区。在Hadrian Villa of Tivoli，暴君尼罗（Emperor Nero）完成了他最奢侈的一项工程——黄金屋（Domus Aurea），屋内除了极尽奢华的装潢和珍宝之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开创了墙体绘画的先河。同样，在南美洲的文明发祥地之一——玛雅Tikal地区也发现了古老的墙绘。 千年以来，墙壁上的绘画及文字已成为考古专家研究人类文明和当地生活的重要依据。这些绘画有祈祷，有记录，有神像，也有魔鬼。他们包含了人们对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有期望，有宣泄，有欢乐，也有恐惧。时间在推移，绘画的方式也在变化，但是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从不曾断代，相反，近代的墙体绘画摆脱了严肃艺术的格式化而更加自由，更加张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画笔，水彩，鲜血，硬笔，小刀，喷枪，泥巴，都可以成为现代墙绘表达自由的工具。

娱乐型

Hip-pop 美国涂鸦

涂鸦，Graffiti, 是个美国进口的外来词，其实这个词在美国也是二手货。最早这个词是由古希腊词“γραφειν”(graphein)演变迩来，意思相当于“写”，再之后在意大利称为“graffiato”，增加了“乱写”的意思。可是这些作者可不愿意这么称呼他们自己，他们似乎更希望把自己和涂鸦名字的希腊语起源联系起来，而被称为“写者”（Writer）。之所以被称为“写者”还有一个原因，这些人确实是以“写” 起家的： 70年代初，在纽约，人们不知不觉地发觉，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系统除了传统的“MTA”之外好像又多了一个标志: “TAKI 183”。 Taki应该是美国，至少是美国Hip-Pop界名气最大的邮差了。 这个常年在华盛顿183大街混日子的家伙因为工作关系要在全市各个角落奔忙。送信过程中，他不断地用水笔在地铁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他长大的那条街的名字。就这样，他迅速成为了纽约城最有名气的神秘人，同时“TAKI 183”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字迹。1971年，纽约时报对他的专题采访使他正式成为了纽约孩子的偶像，也造就了一个新的Hip-Pop潮流。现在看你够不够Hip-Pop的条件已经更新，可不要以为仅仅穿了肥大的上衣带上头巾，会跟着音乐扭动肩膀就了事，除了街球（B-Boying），饶舌（emceeing），和DJing水准之外，还必定要看你有没有涂鸦的本事。 最初，涂鸦也仅仅局限于对Taki183签名的模仿，这些以个性签名为主体的作品称为Tags，在尽可能地使签名夸张化艺术化之外极少有对绘画的造诣，“涂鸦写家”的名称也就是这个由来。不久，更复杂的作品不断推出。这种被称为Pieces的大作品增加了色彩和绘画的成分，内容也相应地广泛起来。对生活，社会的种种感悟也被发泄到这些作品中。 当然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80年代已为纽约市长Ed Koch曾质问过纽约的青年们为什么他们不会去拿着扫帚去打扫城市，反而不断地耗费他们的精力去画来画去个没完。很显然，他还没有搞清楚清道夫和艺术家的区别。 

政治型

北美 主题 对于政治，人们总是有话说的，然而大多数人又是没有政治声音的。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政府黑暗的不满，对于警方腐败的愤怒，都会因为人们无休止的议论，而这些议论大多数也是消极的负面的。但是在政府或大财团掌握媒体的国家，人们却很难在正常的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比较极端的观点。因而，相对节省，又避免严格政治审查的发泄渠道便是在墙上写上几笔。政治型的涂鸦通常会对以下几个主题进行评论∶战争，选举，新政策法令，以及社会问题。

中国 标语墙 主题

说到政治型涂鸦相信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冒出一个形象——毛主席。确实，在中国也不乏这种涂鸦。自从抗日战争起，我们就看到过日军在不少村落写下的“创建大东亚共荣圈”，还有我们自己写的“坚持抗战到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再到后来解放后的“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还有文化革命时期的“做红卫兵光荣”等等。尽管大多数这类作品是个人所为，但看起来其意愿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感情宣泄，而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对全社会的鼓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区别，相比美国，当时共产主义的中国社会更加注重集体主义的感情宣泄。革命标语作为一种大多数社会成员同意的表达，也一样是人们的感情发泄渠道。

结尾

True, graffiti can express negative aspects of society such as hatred, racism, and harm to others ; however, keep in mind that graffiti also promotes ethnic unity, love, friendship, freedom from oppression, and diversity. This gives you a new perspective on graffiti, or at least reminded you of things you already know.  We think graffiti is an important and powerful artform, and this document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graf writers out the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_ -" )

杂家杂谈

1.      交通是间接需求

理解交通问题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交通是一个间接需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电力的需求。我们需要用电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电，而是我们需要电带来的副产品，如电灯的照明、电视的画面等等。交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交通本身，而是通过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因此，交通问题本身没有问题，是人们通勤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过于复杂才导致了交通拥堵。因此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不应仅仅着眼于交通这个间接需求本身，而应该重视起点和终点的需求。

2.      交通的“可达性”与“移动性”

清楚了交通的目的之后，我们的下一步是要了解更好的交通需要什么。既然交通是为了达到目的地，更好的交通也就应该将更有效地抵达目的地作为首要目标，即“可达性”。而前边提到的更多更宽的马路和更密的路网则都是以提高行车速度（即“移动性”）为目标。“可达性”和“移动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抵达目的地为目标，后者以行车速度为目标，而提高行车速度仅是抵达目的地的手段之一。

很遗憾，现在很多交通政策还是以提高“移动性”，即行车速度，为目标，于是就有了更宽更多的马路、收取拥堵收费、限制单双号上路等等。然而真正提高“可达性”，在提高行车速度之外还有其他办法，比如提高道路连接性和缩短起点终点的距离等等。

3.      如何提高“可达性”？

如果避免交通拥堵的解决办法不在交通本身，那应该在哪里呢？答案是土地规划。既然交通中最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起点和终点，那么在土地规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人们出行的需要并作出巧妙的安排要比靠修路解决出行问题高明得多也方便得多。利用土地规划来提高可达性通常有以下集中常见方法：

a)        混合功能用地:

很多时候，人们出行时间长的首要原因就是居住地点距工作地点和娱乐地点过远。这是由于传统的土地区划造成的。上世纪初，人们认为不同功能的用地应该分开避免相互打扰。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交通拥堵带来的压力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用地功能已经可以很好的相容。因此，现在的城市中应大力鼓励住宅、办公、商业的混合功能用地。这样，人们在上下班、出门娱乐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出行时间，甚至避免机动车上路的机会。

b)        高密度的紧凑城市：

很明显，避免居民过度通勤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尽量在临近的地方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除了更加完善和混合的用地功能之外，更高的密度是另一条路。尤其在城市的核心区，将人流集中在一起可以大幅度地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另一方面，在不构成大规模拥堵的情况下，市中心小范围内的交通拥堵也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它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好景象。然而这个高密度和混合功能都要建立在对城市边界的严格控制上。一个摊大饼的城市，无论密度多高也难以减少通勤数量。最好的例子就是北京。

c)        发展高效公交和TOD：

毫无疑问，在同样占地面积里，公共交通要比小汽车更有效率得多。仅从提高车辆“移动性”的角度来讲，公共交通就足够有吸引力了。当然，公共交通本身并不能提高“可达性”，这还需要TOD（以交通为先导的开发）的配合。在交通枢纽附近步行5-10分钟的距离内发展高密度的混合功能开发项目一来可以使人们在一个地点完成更多事情，而来可以更好地利用公共交通而减少私家车的出行。

城市规划

看过央视的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么？即所谓的《奋斗II》。如果看过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反复咀嚼成功和理想的台词搞得头大。印象最深的就是女强人妈妈硬给小女儿安排了一个金砖铺路的未来却不招小姑娘待见。女儿死活认为成功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真正的成功是自我实现。最后的结局是女强人妈妈被女儿磨得性格大变从女强人变为一个搞笑角色，最终人任由女儿去当厨子。

当然，生活中太多东西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将其量化、分析又是必要的。这时候，经济学最擅长把一切不可量化的变量用数字(货币)来量化。比如经济学家常用的成本利润分析就会想方设法用金钱来量化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可金钱真的代表不了成功么？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会在点头的同时自然而然想到以下角色：山西煤老板，与黑官勾结的奸商，诈骗团伙，等等。。。等等。显然，在大多数时候，“有钱”在中国是个有些贬义的形容词，与“成功”确实不能划等号。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太多的所谓有钱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并没有付出与收获相符的努力和天赋。所以，在这个不健全的“成功评估系统”中，因为缺乏金钱与努力等各方面的必要联系，是不配谈论对成功的综合衡量的。唯一可做的只能是分项衡量，如去衡量：金钱收入，教育程度，等等。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有钱人”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们认为有钱人即约等于有能力的人。因为在美国，绝大多数成功的机会都是建立在高人一等的天赋，教育程度，或者勤奋上。而这种建立在天赋，知识，和勤奋上的成功的最直接也是最佳的量化标准就是金钱。换言之，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健全的“成功评估系统”中，由于金钱和努力之间紧密的联系，金钱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的。

 

 

杂家杂谈 时事评论

新浪新闻——北工大的研究表明："停驶200万辆后，北京高峰快速路时段车速将为 40千米/小时，主干道车速为 25千米/小时，次干道车速为 20千米 /小时"。于是，奥运期间，北京决定限行机动车200万辆。。。

看来在北京，包括限行等一切交通规划手段的目的就是“要把车开的再快一些”。可是把车开快真的是人们的目的吗？！我可以肯定地说北京马路上99.99%的开车人不是为了开车而开车，而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地！开车仅仅是一个达到目的地相对舒适的手段。

但 是北京的用地规划却没有很好地反映人们的这个简单需求。人们需要开车从天通苑，望京，亦庄，等等的“卧城”到达三元桥，CBD，金融街，中关村等等的“纯 商业区”工作。即使是简单的购物娱乐人们也要以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作为代价。尽管集团经济效应可以解释这种安排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许多类似这样的规划造 成了人们不得不为了达到他们简单的目的而花大量时间堵在时速10公里/小时的马路上，造成了交通效率的下降，空气的污染，市民心理的急躁，城市的无序蔓 延，以及政府在此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的大量公共交通投资。

不要再仅仅以工程手段解决交通问题了，因为打根上交通就不是一个交通问题！

城市规划

如今很多被称为成功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当中最核心的要素都有“以行人为尺度”的设计理念；而这种好的设计和规划很多时候都和历史街区的参与分不开。所以我们 普遍认为在城市规划中只要是历史的就是好的是以人为本的，只要是现代的就是不好的就是不以人为本的。细想起来现代主义（功能主义）之所以现在不受欢迎是因 为它的设计概念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所以会有为汽车设计的街道和城市取代了行人的街道和城市。而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历史街区当年的设计核心则完全是行 人，所以相对于现代主义设计才体现出了对行人的体贴。因此，不能说凡是历史的就是好的，就是值得保护的，凡是现代主义就不是好的。准确来讲，是因为历史上 我们为人设计城市这个概念是对的。这个概念是我们要保护的。

城市规划

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 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 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 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 事实。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 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 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 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 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 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 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 得下去？这 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 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 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 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 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 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 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 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 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 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 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 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 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 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 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 Shirk）。 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 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 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 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 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 “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 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 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 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 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 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 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 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 土。1978 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 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 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 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 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 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 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 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 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 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 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 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 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 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 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 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 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 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 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 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 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 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 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 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 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 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 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 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 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 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 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 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 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 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 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 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 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 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 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 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 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 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 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 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 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 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 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 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 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 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 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 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 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 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 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 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 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 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 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 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 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 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 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 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 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 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 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 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 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 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 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 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 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 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 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 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 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 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 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 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 ”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 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 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 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 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 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好文儿摘抄

城市规划

四合院确实是古董，价值是明摆着的，但是它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古董，因为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住房。当他基本的功能不能满足人们对舒适住房这个基本需求的时 候，“拆”是自然而然的，不能怪老百姓，不能怪开发商，政府也一样，他们都在做他们本分的事情。所以，古瓶子古罐子越破越好，老四合院却不能越破越好。
那矛盾是哪儿产生的呢？是产权？果然老王又提到了财产权对历史保护的重要意义。。。不知道以后房产私有制的到来会不会真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 觉得另一种因素更重要，就是中国“无规划”的规划。所谓什么“几轴几带几中心”，既不是城市设计，也不是城市规划，全是些没有基础也没什么谱的空话。城市 设计要讲究通过美学来建设城市的美感，城市规划要强调通过建立一致的目标来提高生活质量。我目前见过的中国字的规划很少提到这些。。。四合院的住户成天担 心被拆迁，话说回来，北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by the way, 老王这题目起得真好。。。北京的老街区，快点儿“走出黄金宝地上的萧条”吧！

城市规划

2008年12月27日到2009年1月16日，我有幸应美国规划协会柳老师和苏老师的邀请带领无锡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的领导和专家来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 学习考察。在向美国规划师的学习中和与来自中国的领导交往中，我个人收获很多，难以一一言尽。以下小文算是对这次旅行的一个简单总结。从芝加哥出发，我们 跑过了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波特兰，和旧金山。尽管在每个地方的时间不长，仅有3天左右，不能尽窥这些城市的精华，但是亲身感受这些美国 城市规划的经典案例并与当地规划师面对面交流还是我这个城市规划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大規劃”芝加哥， 是整个21天旅行的第一站。虽然离安娜堡仅有3-4个小时的车程，我却从没有机会来看看这个美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源地。刚进入这个城市，脑子里就回响着 June Thomas老师讲述Daniel Burnham的《1909芝加哥大规划》时提到“Make No Little Plan”(要做就做大规划)时的语气。我记得，那是一种自豪，一种信念，一种对历史的崇拜。这让我不得不想起老北京，我的家。两个城市都是世界上经典的 城市规划杰作：清晰的路网结构，与自然资源完美的结合，沧桑历史中留下的伟大建筑，经意不经意间形成的优美的天际线，最重要的还有由传统的老街区带来的城 市生命力。如果有心，你会留意到我比较的是芝加哥和老北京，而不是今天的北京。如今的芝加哥在完美地保留了他传统的路网、水景、建筑、天际线、老街区的基 础上继续完善着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与魅力，而我的老北京呢？老北京的胡同消失了，最名正言顺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消防车进不去，而芝加哥的消防队为他们老街区 专门设计了特殊的消防设施；老北京的水网也消失了，短短几年碧波荡漾的护城河与前后海就失去了我童年时的魅力，而芝加哥人在花大力气整治芝加哥河水的同时 还在与其他周边政府协商整个五大湖流域的保护；再看看老北京的天际线，城市规划中的建筑限高已经被修改的一高再高却还是抵不住开发商的铜臭和市领导的不负 责任，而芝加哥呢，在严格的区划法规管理之下，不仅天际线留住了完美，新老建筑之间也保持了和谐；最痛心的还是消失的老北京生活，当传统的邻里结构被高层 公寓打破，当我们以为的高效代替了情调，我在北京找不到生活，剩下的只是生存。想完，脑边又隐约回响起June Thomas老师自豪的语调：Make no little plans; they have no magic to stir men's blood...Make big plans, aim high in hope and work... 原来，所谓大规划的“大”指的就是芝加哥这种包罗万象又目光长远的规划。

“街道生活”纽约， 我相信是20世纪地球上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但也是个我一直没什么兴趣的城市。纽约是世界的什么什么中心，都这么说。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个城市一直没有什 么好感，我并不喜欢镁光灯下的城市，有种虚假感。我喜欢有细致生活的城市，细致的生活往往建立在足够的历史和人文之上，这样的生活才有韵味。所以我始终怀 疑纽约人是否有闲工夫过品味细致的生活。2009年的第一天，T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纽约，一个我喜欢的纽约。首先是交通，很感谢T很明智地让我体验了从城郊 铁路到地铁到步行所有可能的交通方式，让我迅速在近距离体验到了纽约人的生活。其次，我们的旅行从小街道开始在小街道结束，其中穿插的新老建筑三教九流让 我彻底改变了之前认为华尔街足以代表纽约错误看法。我看到的曼哈顿是这个样子的：人们会花大部分时间在街边，窄小的街道也提供了行人控制街道可能性，这种 对街道的控制体现在路边各色各样的店铺上，更体现在极其方便的公共交通上，时不时路边不起眼的小角落就有从地铁冲出来的人群，公共汽车又几乎覆盖了曼哈顿 所有的角落，此外，多样化使得多种城市功能完美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大商业街的附近一定会有僻静的住宅区，而住宅的附近不远的几条街一定又会有热闹的酒 馆……是的，难怪Jane Jacobs也是纽约的粉丝。纽约的迷人之处绝不仅仅是华尔街、时代广场，而是由历史留给他的遗产——老街区。所以，尽管每天来纽约参观时代广场的人数以 百万记，而真正吸引人们搬到纽约的是她迷人的老街区。很幸运，纽约的规划师明白这一点，他们留住了这个财富。很遗憾，北京的规划师还没有想明白，所以我们 在和胡同四合院告别。

“舊瓶裝新酒的再思考”巴尔的摩， 尽管只停留了几个小时，但是此行的意义却不小。巴尔的摩的内港区是美国老工业区经济转型的最佳范例之一。几十年前这个地方是繁忙的港口但随着船只体积越来 越大，巴尔的摩狭小的内港渐渐废弃。为了恢复此地的生机，当地规划师做了新的滨海再开发计划：将原来的旧工厂区通过改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的规划 里，该地区几乎放弃了早期对工业的执着，转而利用小港口发展休闲旅游和多层次的住宅。这其中最值得一书的有两点。首先，如何利用好老厂区的特点和资源是巴 尔的摩成功的基础。当初没有人看好的狭窄的内港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用处的鸡肋，而如今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游艇。也正是在这个资源下，巴尔的摩的内港也成 为了休闲旅游的圣地。所以对老厂区的重新规划过程中一定要擅于发掘本地的资源，变废为宝才是本事。其次，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合是这个地区的成功始终拥 有健康的财政。政府投资仅仅占全部投资的20%，但正是这20%的初段开发给这个地区发掘出了潜力和希望，并最终带来了另80%的私人投资。这给全世界期 待改造老工业区的城市做了一个绝佳的榜样：规划的作用并不一定是把什么都做好，而是应该铺好路让大家去走。

“關于首都的概念”华盛顿特区， 是最让我怀念北京的地方。两个大国的首都，身上背负的压力却有着显著的不同。身为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尽其最大可能在城市布局和设计中表现了三权分立的 概念和美国对世界的态度。同时，严格的限高（140尺）也完美地将这种布局的视觉效果保留了下来。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从白宫到杰弗逊纪念堂，权利的大 十字结构之中包含的国家草坪两旁一系列博物馆，再加上朗方一手设计的路网，等等等等，处处体现了美利坚合众国首都的尺度和风范。中国，从古到今的都城都不 仅仅是政治中心，而是背负了全国财富文化艺术中心的压力。一种程度上造就了几百年来北京、西安、南京、洛阳等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多重的压力也让这 些都城多多少少有些不堪重负又自相矛盾。以北京为例，作为政治中心，北京必然要有开阔的天安门广场、超宽的长安街，也必然要有一些非人类尺度的设计，如鸟 巢鸟蛋，来反映大国的风范。可是同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又要兼顾历史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是一定要建立在传统的路网和市井生活之中。显然，这种亲人的小尺度 是和反映政治象征性的大尺度相矛盾的。此外，北京多年以来还被看作上海之外最大的经济中心，于是乎，当地价被热炒起来以后，在北京无论是想保持小尺度的传 统还是大尺度的政治象征性都是困难的。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背负什么功能是规划师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功能主义者所倡导的“功能决定形式” 可能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政治中心的功能决定了他政治象征的形式，而文化中心自然也会通过他的形式反映出城市的人文特色。因此，当一个城市仅仅负担他应 该负担的责任时，他的形式也是最清晰直白的；而当一个城市承担了过多相互矛盾的责任时，他的形式自然也就自相矛盾了。

“好市民是城市的財富”西雅图， 可以说是公民参与做的最好的典范城市之一。“好市民是城市的財富”原本是一句铭刻在波特兰市斯基摩尔城市公园中一个喷水池边的警句，但是现在已经成为西雅 图市城市规划的核心概念。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Dan Abramson教授的课堂上，一开篇他就提到了这句话。遥想一个世纪以前，Daniel Burnham一个人做出了芝加哥的规划；20世纪中叶，Le Corbusier琢磨出来的现代主义高效城市在今天还在影响的世界上数以百计的城市；就连现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的规划还都是市领导一人拍拍板决定的。在那 个时代，也许没有人意识到，既然城市是为人民规划的，人民也应该是规划过程的主体。于是，20世纪80-90年代，很多美国城市的市民自发组织开展了大规 模的反对大规模城市改造的运动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现在美国规划界流行的新城市主义也是一种鼓励自下而上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在这个时代，规划越来越 不可能是少数人玩弄城市的工具，而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为自己设计未来生活的圆桌。然而，就像我之前博客中提到的一样，这种公众参与的规划有一个前提：人民 有足够的规划常识并且明确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就需要规划师对公众的教育和宣传。在美国南方的很多中小型城市，由于没有固定的城市规划部门，很多非政府和 非营利的规划组织会定期组织市民进行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普及教育，目的就是让他们在建立规划常识的基础上有能力自发进行小规模的社区规划。所以，具备了知识 和远见的“好市民”的确是城市的最大财富。

“人車之爭”之后波特兰，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因为他的小城氛围，因为他以人为本的设计尺度，更因为他绝佳的自然环境与气候。但是他最闻名于天下的公共交通，我却有点儿意 见。在提供市民多种交通选择的同时，他对汽车的态度可谓极其不友善。其实很多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和旧金山，都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开车者的不友好政策，如收拥 堵费等，旨在鼓励人们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少开车。可是，汽车着谁惹谁了必须要背负城市问题的黑锅？开车人犯了什么错要在油价上涨的同时还要交更多苛捐杂 税？
新城市主义者说（尽管我也受新城市主义熏陶多年），对汽车的依赖造成了城市的无序蔓延，造成了低密度单一功能的社区，造成了街道生活的消失，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等等，等等，甚至连肥胖症都怪到了汽车身上。以上种种确实都是美国城市的顽疾，但是美国的规划师们，你们也太擅长乱扣帽子了 吧！城市的无序蔓延是因为规划师对市中心的城市问题解决不力使得富人不得不搬出；郊区地带的低密度和功能的单一也是因为当初缺乏系统规划的结果，缺乏人与 人之间的接触正式70年代信奉现代主义的规划师们提倡高效城市的后遗症；而肥胖症，真没有心锻炼的话该胖还得胖。收益说，正式规划师做出的这种城市让人们 不得不对汽车依赖！问问洛杉矶的市民吧，他们说：在洛杉矶没有车不能活！为什么？因为洛杉矶的规划者把那里设计成了一大片低密度，单一功能，毫无特色，无 法行走的大郊区，是他们堵死了城市生活的所有道路而只留下了开车这么一条路给市民！
等等这些，关汽车，关开车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让他们为规划师昨天的错误买单还要利索当让地被扣上城市敌人的帽子？就好像北京用来管理交通拥堵的“单双号限行”一样，是给愚蠢的管理者设计的愚蠢管理方法而已。聪明的规划师们，想想更合理的办法吧！

城市规划

在网上偶然看到一个人的帖子，大概是说胡同是旅游者的天堂确实居住者的地狱，要为了居民着想建立高品质的生活。以后的北京是上面这个样子滴。

不多说专业上的东西了，我觉得很无奈。像我常说的，中国的城市为什么不伦不类，说到跟上就是意识的问题。大多数的市民和决策者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历史的价值，还没有明白什么叫生活的品质，以为高楼就是现代化，高效就是文明。

不去教育市民，不去告诉他们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不去让他们知道丢掉历史文化的空虚，要公众参与规划有个屁用。

我现在留下一句话：历史和文化的真正价值跟旅游和经济无关，那是心灵的玩意儿。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懂。

城市规划

如今，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已经在各行业表现的越发严重了，7000亿还是多少亿的政府救济款也正在讨论如何下发。这时候突然有个想法：是应该把钱用在哪里呢？用于救济？还是别的什么？

一 切经济的起起伏伏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就好像上个世纪末美国经济的异军突起是借了苏联倒台和信息产业兴起的光，这次的危机也是多年来美国龙头行业不断的策略 失误造成的，比如金融行业的信贷危机和汽车行业的不良资产。所以今天的局面不是一些塞牙缝的救济款能解决的。我认为即使这数千亿美元被单纯用于救济，如汽 车产业三巨头（Ford GM Chrysler）要求的一样，也许短期内能把企业留住但是长期来看绝对不会对美国的经济复苏有多大的好处。

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也许应该放弃迅速救市这个念头。在尽量保证国力及就业的基础上，这些钱应该更多地用于“capacity building”，用俗话说也就是“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授之于鱼的精髓就是教育。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应该大力普及高等教育。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但是如今美国的大学们仍然拿教育当作一份暴利产业来运营，忽视了它本身应负有的社会职责。所以更多的受惠者是中上层的 社会阶级和外国留学生，而作为美国庞大的工薪阶层人群极少能享受到美国的教育资源优势。现在美国很多企业招聘反映出来的现实就是：相对于外国劳工，美国本 土人工质量差，技术水准底，又价格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导致更多的公司更愿意放弃美国本土人工而到海外招聘劳动力（outsourcing）。而 普及高等教育的方法有很多，最首要的就是降低学习成本，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大学校门。毕竟，就像长辈们经常说的：无论发生什么，别人永远夺不走的是你 学到的知识。当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时候，国家何愁外国人来抢饭碗？

案例：
密 歇根州多年来的衰退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在汽车工业70年代的不景气开始，密歇根始终没有能重新站立起来最大的原因就是该州绝大数的劳动人口都是蓝领 工人，技术水准低下而且教育程度不高，迫于本地失业人口的压力，政府又没有有效地推行招揽外地和外国人才的政策。也多少受困于底下的劳工水平，当地政府很 难实施积极有效地改变该地的产业结构。于是恶性循坏的后果就是曾经的全国工业中心在蛰伏了几十年后仍然……蛰伏在经济发展表格的底层。如今，当多数人说起 密歇根州，说起底特律的时候还是只能联想到汽车工业，而这已经是30年前的风花雪月了。

时事评论

作为美国的超大垄断公司，微软和苹果已经让美国人做到了用电脑就用微软系统，用Mp3就用iPod，用电话就用iPhone。。。因为在美国完善的知识产 权法保护之下，他们在行业中其他公司远不可比拟的的超高技术让他们高枕无忧。尽管这样可能对想竞争的小企业不甚公平，但是最起码这样能维持住这两个行业级 高的技术水准，同时也保证了美国在这两个行业内的国际霸主地位。

中 国呢？人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各种各样的Mp3品牌百花齐放，市场上充斥着搞笑的模仿品牌（比如‘艾弗森牌运动鞋’），却几乎有生以来没见过人买正版 Windows，去电影院的人数还不及下载电影人数的零头，而且不管艺人怎么送礼品也没人买正版CD，满墙都贴着“办证”的电话号码，赞点儿钱好容易买个 真名牌吧，必定会被认定为秀水货。。。

微软想解决掉盗版他们的“番茄花园”，给盗版玩黑屏，苹果想整一整中国的iPhone仿机。。。结果没有一次能斩草除根。中国的盗版专家们很自豪地说：我们多本事啊！

很 长时间，我对盗版毫无抵制的情绪。因为我始终觉得微软他们毕竟是美国的大垄断企业，少让他们赚一点儿不碍事儿的。很多国人在谈到使用盗版的时候也大多做一 下回应：1. 买不起正版，2. 反正不是国货用不着管。第一个理由我无话可说，谁让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呢。可是第二点值得考虑。为 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没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唱片出版等文化产业始终看起来热闹实际上亏本的厉害？说了那么多年的扶 持民族产业，除了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政府垄断企业（如中海油，中国电信），为什么始终冒出不来哪怕一两个站上世界舞台？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劳动人民“智 慧”地发现在中国高技术创新是不受国家保护的，于是只好“勤劳”地做起盗版的买卖，不费脑子还一本万利呀。可悲的是大家还都以此为荣，认为在打击美国的垄断企业。殊不知多少有潜力的中国企业都做了中国人自己的炮灰。

这 时候政府应该做点儿什么呢？中国的IT产业摇摇欲坠，中国的文化产业这么菜，中国假货在世界上如驴灌耳了，中国人还在悠然自得地在假货盗版中做着自己的白 日梦，你们政府干嘛吃的？！找一堆盗版光盘拿坦克压一压就得了？开个新闻发布会强调一下就得了？还是干脆装糊涂？我明白，你们可以拿这个当作对美国要挟的 小手段，每打击一次盗版就像美国要一点儿好处。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不好明说的好处。。。但是你们想过对那些想开发新技术的中国企业们负责么？想过对国 人在世界上的口碑负责么？想过对这个泱泱大国的未来负责么？

最后，讲一个段子。在加拿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教授。一次聊天说起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她说，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很聪明，但对中国学生最深的印象就是作弊起来肆无忌惮，而且以此为荣！我当时无言以对。。。。。。

案例-“山寨机”：
信 息产业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山寨机的国内销量达到了1.5亿台。不仅如此，山寨机还走出国门，远销南非、东南亚等地区，成为国产手机出口的主力军。 相反，国内品牌手机继续亏损，曾经是国产手机第一梯队的波导、夏新出现了4～5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这些公司把亏损的原因归结于山寨机的冲击。

“ 人人可以做手机”的原因是核心技术的成熟。“联发科把基本的功能都集成到了一个方案中，手机公司需要独立研发的环节非常少，使得手机进入的门槛非常低。” 进入门槛低造成了山寨手机的“崛起”，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手机行政门槛的取消。 2007年10月，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更让一些山寨机企业，浮出水面，摇身变成了正规军，一条分工明确细致的山寨手机产业链正逐渐 成形。“山寨机市场看似很繁华，实际上有不少厂家是赔钱赚吆喝。”市场有近两成的山寨机厂商正处于“阶段性的亏损”中。在海外市场，山寨机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使得国产手机的处境艰难。“我们跟东南亚政府打交道时，对方有的已经明令禁止进口中国的手机了。”科盛手机总经理李凯彬说。因为山寨机大量出口，而质量 又不过关，引起了当地消费者的不满，被列入销售的黑名单。

而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去管理山寨机，“招安还是围剿”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 关人士建议，应关注山寨机生存的条件，从山寨机存活的源头去处理。便宜和受 欢迎的原因主要是跟国产品牌手机所处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山寨机不经过入网检测，节约了上市的时间，市场反应速度快; 不交检测费用和增值税，使其成本低廉。如果政府在入网检测的速度上能加快; 在手机生产厂商芯片购买环节加大税收的力度，再在销售环节给正规厂家予以退税补贴; 或许这些措施将使国产品牌手机和山寨机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山寨机将失去市场空间。

时事评论

如 今，中国出口主导的经济主要还是出口低端产品和低端劳动力，和我国过去几个世纪的出口经济有一些不同。毕竟过去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家具等商品在当时的 世界上都是高端产品。中国这次改革开放口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占了当年毛主席"英雄母亲"政策的光。凭着极为庞大的廉价劳动人口，中国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的企 业来华办厂、投资，并且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现在这个优势几乎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换句话说到了瓶颈。要想继续发达必须要像其他发达 国家过去的成长历程一样，发展成熟的国内市场，大力培养自己的跨国大企业，并且在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高软硬实力。说实话，这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如果 跟不上中国现在的崛起就只能是暴发户的昙花一现，根本谈不上伟大复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好有一比：奴隶主离不开奴隶的劳动是为了一个"利"字，但是 奴隶离不开奴隶主则是为了一个"命"字。尽管不可或缺，但永远翻不了身。仅仅靠廉价劳动力和一元店里的"中国制造"商品是成不了世界经济的巨人的。所以， 我始终认为，现在就谈论"属于中国的21世纪"这样的言辞有些早了。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第一个愿望是：希望5年以后发达国家的一元店里的商品不再是" 中国制造"。

时事评论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 L．Soule）， 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今年4月他重访自己所熟悉的北京，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他说这是他 所难忘的经历，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回到美国后，他写了一篇评论投给本刊，以期进一步地交流和探讨。经他允许，编辑将他的文章作了适度压缩， 并配分段标题发表如下——

我在中国从事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在这个广袤而多元的国家，我领略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目睹了惊人 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变迁。我对中国的理 解基于我多年有幸参与公共事业的深度，基于与中国领导和专家们的合作，基于我个人对那些较少被光顾的中国勤劳百姓的住所和街道的踏访。我热爱中国，北京是 我最喜爱的世界都市之一。作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一位有经验的规划师，我感到我有责任对中国正在为下一代创造怎样的城市遗产，表达我个人的职业意见。

■俗气的“洋裤褂”缘何受到青睐

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竞相引人注目，以致构成对城市的伤害。 北京正在成为的现实，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震撼，这些“震撼效应”无处不在。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 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 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 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 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如果以为访问首都的客人会被那些推销古城“碎片”的广告牌和宣传册唬住，而看不到北京的现实形象，那就错了。

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凡服务于公共事业的专家，都不得从公共收益中获利一分。可目前的体制却允许中国的专家与开发商或外国设计师达成交易。 误人的咨询就产生了误导的决策。这就产生两个令人不安的后果：北京，一个曾经庄严而美丽，居住着令人迷恋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的城市，正遭到破坏，而涌现出 来的东西又没有解决任何城市化难题。另外，由于北京的首都身份，中国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市，差不多都把北京当作样板。在中国许多偏远的城镇，我们都能轻 易地找到长安街的“仿制品”。

不难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 由于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 动。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 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建筑将军”湮没中国设计传统

如果对这种标新立异设计的痴迷仅限于一两栋建筑物上面，问题还不大。每座城市都需要几个当代的偶像或“签名”式建筑。北京的问题在于把每个建筑都弄成这样 的偶像，甚至连街道都成为超大尺度的象征。北京的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身份和特征。由于缺乏规划和设计法规来管理和维持城市的历史身份和特征， 未加分析也未从广泛的公民视角来定夺可供选择的方案，北京失去了都市感，成为杂乱无章，遗弃着建筑师和工程师青春期冥想的景观现象。人性化的城市应该以绝 大多数建筑作背景，由此界定城市的公共属性，就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优秀士兵排成整齐威严的队列，却只有几个将军一样。北京却几乎被改变为一个充满 了“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统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一处处“震撼效应”叠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的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

这 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令人惊奇的元大都，这个古代的北京城，以它积极的“ 震撼效应”激发着马可波罗心中的敬畏。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 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在我去过的中国城市中，只有那些按照自身特点建设的，并能从北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才会在未来成为最健康和最有吸引力的城市。 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其悠久的建筑历史应足以激发起它对自己身份的信心。自信铸造着一个民族自尊与自豪的核心。

今 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把城市的文化和物质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许多中国的规划“专家”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综合训练。源自计划经 济的规划，不过是执行预先安排的发展计划而已，把规划作为综合解决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问题的理论来对待，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 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 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建立公正规划程序乃大势所趋

北京的另一种思路就是培养它的历史感，不仅仅是珍存一些历史建筑，还应敏锐地将老北京独一无二的尺度、肌理、韵律和特色融会贯通。 当然这需要大规模修订培 养中国学生的规划课程，让他们学到真正的城市规划，而不是建立和推动所谓的设计竞赛。有人认为邀请了四五位自以为拿出了让业主满意的方案的建筑师来参加竞 赛，就是公平的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 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公正规划意味着建立一个真正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以互动的、有建设性的对话机制 为载体，系统地、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规划决策过程的各个层面，政治家、决策者、开发商、居民、学者，无论老少和贫富，都有均等机会参与。一个优质规划程 序要求建立制约与制衡机制。这样的规划体制将明确全社会共享价值，并确立一个反映这种价值的公民决策程序。更为紧要的是，只有做到如此的“系统”，才谈得 上“公平”。

话题不该就此打住。我还要斗胆建议，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应该采取一个全新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起始于弘扬与整合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视 角。这个视角应该包括所有与前景相关的热点话题的讨论，以及从市民那里收集意见，因为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这些决策之中。这个程序将采取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 综合方案，在投入建设之前，先要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物质问题。它将进而提出一些详细的规划来描述如何在综合开发的背景下维持和保存历史的资源。 它将以与城市文脉相关的新的地段规划和设计为基础，融入尺度、肌理、比例和材料等因素，而不强加任何建筑的风格。这些规划将通过新的法律来施行，它们与行 政工具一道，是有威信和透明的。基于中国原理和地方特色的设计导则将得到发展，并由有见识的专业人员来管理。不再建造奢华的偶像和举办精英的竞赛，会节省 大笔资金，城市的财政将能够支持历史特征和街区的保护，并维护社区和居民的利益。这个方法将节约城市的经费，提高它的经济发育能力，重新确认其认识度。更 为重要的是，它将产生一个与人民和谐相处的城市，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它是人与空间有机的结合，能经受光阴洗礼，历久弥新。当这样设计了，这个城市，而不是一些建筑物，才会被完整地铸造为最伟大的艺术形 态。谨愿目前的这个阶段尽快过去，那些“休克城市”将被“人性城市”唤醒。美国的规划师将为你们的成功和你们的历史表示祝贺，并愿成为协助你们的伙伴。

文／苏解放（Jeffrey L．Soule）

好文儿摘抄

“The plann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their city to look like (北京的城市规划者对于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根本没什么主意) ......sign...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city and they hate the city（这些规划者不懂城市并且痛恨城市）. The chinese planners are trying to avoid the life on the street.（这些规划师不停地减小街道活动在城市中的作用）.”

外国的建筑师没有错，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才有机会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手脚。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是称得上是建筑精品，有新意，有特点，有个性。但是，为什么会有矛盾？为什么被市民不理解？被全世界人民批评？因为愚蠢，不敬业，又手握大权的城市规划者。

看看短片中家门口的东便门角楼，看看我的家乡，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城市规划了么？

城市规划